一
朋友带着一脸“猜猜看”的神情凑过来：“你知道吗，我认识一位插画师，他在路上走，每一步都要跨过一块地砖，如果走错了，你猜他会怎么样？”
“再走一遍。”我完全是一副了然于胸的自信神情。
“对啊，就是这样！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“因为我也是这样啊。”
与那位朋友的朋友走路时“跨一格”大同小异，我一度痴迷于阶梯中间那道金属长条，力争每一次登阶，都让足弓部分正好卡在它的上方——臆想中，它们是金光四射的筝弦，而我每一次不偏不倚的踩踏，都是恰到好处的拨动。位于六楼的教室快到了，我正好弹完一曲《阳关三叠》，像个得意的琴师，翩然踱进课堂。
有时，曲目也会换成难度系数更高的《高山流水》。我忙于和上那些急促处的节拍，却疏忽了足部的位置。怎么办？重新来过。有时候，如果有一步没有使金属线卡到足弓的中间，我甚至会回到起点，再爬（弹）一遍。然后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迟到了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正是我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。
好在压力很快就过去了，随着焦虑减轻，之前的困扰也就成为日后的谈资。
二
在一些社交场合，“不好意思，我好像有强迫症”简直可以像“你是什么星座”一样作为“破冰”话题。每次抛出，必会收到一堆回应：
我吃完食物，一定要把装食物的塑料袋打一个结再扔掉；
我在学校洗澡时刷卡，必须刷到整数；
我冲洗碗碟器皿时，一定要默默念诵“既不聚成水滴，也不成股流下”；
我喜欢将书架上的书按照书脊的颜色排列，如果有几本书因为颜色不易归类，我宁愿忍痛将它们丢掉……
不过，笑过之后，仔细想想：我们说的“强迫症”真的是临床意义上的“强迫症”吗？
这些症状不过是戳中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些偏好，而真实情况并没有严重到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——至少我們还能轻松地开玩笑呢。
然而，那些真正被诊断为强迫症的人，可能未必笑得出来。
大卫和芬妮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有关强迫症的案例记录中：
大卫是个记者，总是过于担心自己在文章中写了冒犯别人的话，所以总要花很长时间检查，这种担心甚至会延续到文章出版后；
芬妮不愿和人握手，戴着橡胶手套不肯摘下，手里还拿着一个装有消毒液的小瓶子；除了担心病菌，她还总是担心自己会说出一些奇怪的话让他人和自己尴尬。
有的人不敢碰公共场合的门，甚至因为过于害怕，到了不敢出门的地步，即使什么都不碰，每天仍要花几个小时洗手，洗到皮肤变红、破皮、流血。
据统计，每40个人中就有一个这样的人，他们的生活完全被强迫症打乱，不得不向医生求助。
三
那么，到底怎样算是强迫症？
先来看两则八卦：
一则是关于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。据说，特朗普因在总统竞选中必须与太多的陌生人握手而头疼。因为他有洁癖，总害怕与别人握手会感染病毒；
另一则是关于贝克汉姆。他曾对媒体自曝自己有强迫症，力求家里的物品摆放都要达到完美的效果。比如，沙发必须排成直线；衬衫根据颜色依次排开；他有30条一模一样的CK内裤；如果饮料的数目不是偶数，他会扔掉一瓶以保证对称。
事实上，这些症状很多人都会有，但是，那些通过专业的量表和结构性访谈被确诊为强迫症患者的人，通常还满足以下条件：
无法控制这些念头或行为；每天要花费1小时以上在这些念头或行为上；实施这些行为或仪式的过程并不快乐，但可以缓解他们内心的焦虑；这些强迫性的想法或行为影响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。
你是否暂时松了一口气？
四
当你意识到强迫性的想法出现时，不妨将它作为焦虑的指示标志，在尝试解决之前，先试着接纳，并找到与它和平共处的方式，甚至加以利用。比方说，一个执着地要将所有物品排列整齐的人，还有谁比他更适合做一名敬业的店员呢？
获得2006年戛纳青年导演片展最佳短片奖的RightPlace，就讲述了这样一个强迫症患者的故事。
主人公是个普通的便利店员。他吃早餐时，圆形煎蛋必须切成九宫格，蛋黄完整地居于最中央；挑选衣服时，他要站在灯泡的正下方，他的一个衣柜里挂着8件同样的白衬衫和8条颜色由浅及深的领带；他走路要沿着一条直线；出电梯门也要力求走在一条虚拟的中位线上。
他在便利店的工作是这样的：不停地跟在随意挑选的顾客身后，将那些被弄乱的薯片、泡面、饼干、饭团、汽水、酒或杂志摆放整齐，而且包装图案露出的角度也必须一致；如果需要找钱，找回的钱币也要按照数额大小一一码放。
这样一个人，当他注意到一个试图偷窃的女士，第一反应并非报警，而是去将那份差点被窃的货品归位，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。然后，他忍不住伸手去整理她不够对称的鞋袜——对方尖叫，老板怒吼，他失业了——即便如此，他走出店门后，也不忘将一箱待回收的酒瓶中的其中一个，拧转到和其他酒瓶同样的角度。
他有一段缓慢但并不沮丧的自白：“我有一点儿古怪，所以有时过得不太顺利。但我并不担心。因为我知道，就像我周围的一切都有它合适的位置一样，那么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也一定有我合适的地方。我相信。”
像一个片尾彩蛋，最后他得到了一份新工作：整骨师。
在电影结尾，他把错位的骨头一一恢复秩序。我猜，他的大脑一定正在燃放多巴胺的烟花。